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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0-12 15:28:48
本文是柏杨于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讲辞。
多少年以来，我一直想写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我记得美国有一本「丑陋的美国人」，写出来之后，美国国务院拿来做为他们行动的参考。日本人也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作者是驻阿根廷的大使，他阁下却被撤职，这大概就是东方和西方的不同。中国比起日本，好像又差一级，假定我把这本书写出来的话，可能要麻烦各位去监狱给我送饭，所以我始终没有写。但是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把它作一个口头报告，请教全国各阶层的朋友。不过作一个口头报告也不简单，在台北，听我讲演的人，一听说要讲这个题目。就立刻不请我了。所以，今天是我有生以来，笫一次用[丑陋的中国人]讲演，我感到到非常高兴，感谢各位给我这个机会。
有一次，台中东海大学请我讲演，我告诉他们这个题目，我问同学会会长：「会不会有问题？」他说：「怎麽会有问题？」我对他说：「你去训导处打听一下：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就被当作问题人物。又讲一个问题题目，那可是双料。」跟训导处谈过之后，他打电话到台北来说：「问题是没有的，不过题目是不是可以改一改？训导处认为题目难听。」接看把他拟定的一个很长的冠冕堂皇的题目告诉我。他问：「同意不同意？」我说：「当然不同意，不过你一定要改，只好就改。」那是我第一次讲有关「丑陋的中国人」。我对他说：「希望我讲的时候能做个录音，以后我可以把它改写成一篇文章。」他慷慨承诺。结果讲过之后，把录音带寄来，只有开头的几句话，以后就没有了声音。
今年我六十五岁。台北的朋友在三月七日 给我做了一个生日。我对他们说：「我活了六十五岁，全是艰难的岁月。」我的意思是：不仅仅我个人艰难，而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艰难。在座的朋友都很年轻，尤其是来自台湾的朋友们，多数拥有富裕的经济环境，同你们谈「艰难」，你们既不爱听，也不相信，更不了解。我所谈的艰难，不是个人问题，也不是政治问题，而是超出个人之外的，超出政治层面的整个中国人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经历了患难，不仅仅是我这一代经历了患难。假使我们对这个患难没有了解。对这个有毒素的文化没有了解，那麽我们的灾祸还会再度发生，永远无尽无期。
在泰国考伊兰难民营，百分之九十是从越南、柬埔寨、寮国被驱逐出来的中国人，我们所讲的「中国人」不是国籍的意思，而是指血统或文化。有一位中国文化大学华侨研究所的女学生，是派到泰国为难民服务的服务团的一员，到了那裹几天之后，不能忍受，哭着回来。她说：「那种惨状我看不下去。」后来我到了泰国。发现中国难民的处境使人落泪。好比说：中国人不可以有私有财产。而且不能有商业行为，假使你的衣服破了，邻居 太太替你缝两针，你给她半碗米作为同报，这就是商业行为，然后泰国士兵会逼看那位 太太全身脱光，走到裁判所，问她：「你为什麽做这种违法的事情？」这只是一件很轻微的侮辱我除了难过和愤怒外，只有一个感慨「中国人造了什么孽？为什麽受到这种待遇？前年，我同我太太从巴黎的地下铁出来，看到一个卖首饰的摊子，卖主是一个东方面孔的中年妇女，我同我太太一面挑一面讲，卖主忽然用中国话向我们解释，我们觉得很亲切，问她「你怎麽会讲中国话？」她说：「我是中国人，从越南逃出来的。」她就住在考伊兰难民营，一面说，一面呜咽。我只好安慰她：「至少现在还好，没有挨饿。」在告辞转身时，听到她叹了一口气「唉！做一个中国人好羞愧！」我对这一声叹息，一生不忘。
十九世纪的南洋岛，就是现在的东南亚，那时还是英国和荷兰的属地。有一个英国驻马来西亚的专员说：「做十九世纪的中国人是一个灾难。」因为他看到中国人在南洋岛像猪仔一样，无知无识，自生自灭，而且随时会受到屠杀。我觉得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比十九世纪的中国人。灾难更大。最使我们痛苦的是：一百年来，中国人的每一个盼望。几乎全部归于幻灭。来了一个盼望，以为中国会从此好起来，结果不但使我们失望，反而更坏。再来一个盼望，而又是一个幻灭，又是一个失望。又是一个更坏。一而再再而三。民族固然长长远的，但个人的生命却是有限。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盼望，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理想，经得起破灭？展望前途，到底是光明的，还是不光明的？真是一苜难尽。四年前，我在纽约讲演，讲到感慨的地方，一个人站起来说：「你从台湾来。应该告诉我们希望，应该鼓舞我们民心。想不到你却打击我们。」一个人当然需要鼓励。问题是，鼓励起来之后怎麽办，我从小就受到鼓励。五、六岁的时候，大人就对我说：「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我想我的责任太大，负担不起。后来我告诉我的儿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现在，儿子又告诉孙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一代复一代，一代何其多？到哪一代才能够好起来？
在中国广大的大陆上，「反右」之后接着又来一个「文化大革命」，天翻地覆，自人类有历史以来还没有遇到过这麽大的一场人造浩劫。不仅是生命的损失，最大的损失是对人性的摧残和对高贵品德的摧残。人如果离开了人性和高贵的品德，就跟禽兽毫无区别。十年浩劫使许多人都成了禽兽。这样一个民族：品质堕落到这种地步，怎麽能够站得起来?在马来西亚，华人占百分之三十几，有次我去博物馆参观，裹面有马来文，有英文，就是没有华文。这不是说有华文就好，没有华文就不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现象一方面说，马来人的心胸不宽广，另一方面，也说明华人没有力量，没有地位，没有受到尊重。泰国的华人说：「我们掌握了泰国稻米的命脉。」不要自己安慰自己，一个法令下来。你什麽都没有了。
现在，大家谈论最多的是香港，任何一个国家。它的土地被外国抢走。都是一种羞耻。等到收复它的时候，就像失去的孩子一样，同到母亲的怀抱。双方都非常欢喜。各位都知道法国将阿尔安斯、劳兰两个省割给德国的事情，当它们丧失的时候，是多麽痛苦，它们回归的时候，又是多麽快乐。可是我们的香港，一听说要回归祖国，立刻吓得魂飞魄散。这是怎麽一同事？至于我们在台湾，有些台湾省籍的青年和有些外省籍的青年，主张台湾独立。想当年。三十年前，当台湾回归祖国的时候，大家高兴得如痴如狂。真是像一个迷途的孩子回到母亲的怀抱一样。三十年之后。为什麽产生了要离家出走的想法？赛普路斯，一边是土耳其人，一边是希腊人。根本是两码子事；言语不一样，种族不一样，宗教不一样，什麽都不一样，土耳其人可以这样做。而我们，同一个血统，同一个长相，同一个祖先，同一种文化，同一种文字，同一种语言，只不过住的地域不同而已，怎麽会有这种现象？
这种种事情，使得做为一个中国人，不但艰难，而且羞辱、痛苦。就是身在美国的中国人，你不晓得他是怎麽一回事，左、右、中、独、中偏左、左偏中、中偏右、右偏中等等。简直没有共同语言。互相把对方当作杀父之仇，这算是一个什麽样的民族？这算是一个什縻样的国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麽历史悠久，没有一个国家有我们这样一脉相传的文化，而且这个文化曾经达到高度的文明。现代的希腊人跟从前的希腊人无关，现代的埃及人跟从前的埃及人无关，而现代的中国人却是古中国人的后裔。为什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落到今天这种丑陋的地步？不但受外国人欺负，更受自己人欺负受暴 君、暴官、暴民的欺负。有时侯我在外国公园里停一下。看到外国小孩，他们是那麽快乐，我从内心产生羡慕。他们没有负担，他们的前途坦落，心理健康，充满欢愉。我们台湾的孩子，到学校去念书。戴上近视眼镜。为了应付功课的压力，六亲不认。他母亲昏倒在地，他去扶她。母亲悲怆的喊：「我死了算了，管我干什麽？你用功罢，你用功罢！」我太太在教书的时候，偶尔谈到题外做人的话，学生马上就抗议：「我们不要学做人，我们要学应付考试。」再看大陆上的一些孩子，从小就要斗，就要诈欺，就要练习出卖朋友同志，就要满口谎言。多可怕的教育，我们要靠下一代，下一代却是这种样子。
我在台湾三十多年，写小说十年，写杂文十年，坐牢十年，现在将是写历史十年，平均分配。为什麽我不写小说了？我觉得写小说比较间接，要透过一个形式，一些人物，所以我改写杂文。杂文像匕首一样，可以直接插入罪恶的心脏。杂文就好像一个人坐在司机的旁边一直提醒司机，你已经开错了，应该左转，应该右转，应该靠边走，不应该在双黄线上超车，前面有桥，应该放缓油门，前面有一个十字路口，有红灯等等。不停的提醒，不停的叫，叫多了以后就被关进大牢。掌握权柄的人认为：只要没有人指出他的错误，他就永远没有错误。
我自己在牢房裹沉思，我为什麽坐牢，我犯了什麽罪？犯了什麽法？出狱之后，我更不断的探讨，像我这样的遭遇，是不是一个变态的、特殊的例予？我到爱荷华，正式和大陆的作家在一起，使我发现，像我这种人，上帝注定要我坐牢，不在台湾坐牢，就在大陆坐牢。他们同我讲：「你这个脾气，到不了红卫兵，到不了文化大革命，反右就把你反掉了。」为什麽一个中国人，稍微胆大心粗一点，稍微讲一点点实话，就要遭到这种命运？我遇到很多在大陆坐过牢的人，我间他们：「你为什麽坐牢？」他们说：「讲了几句实话。」就是这样。为什麽讲了几句实话就会遭到这样的命运？我认为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化的问题。前几天，有位从北京来的「全国作家协会」的党书记，我同他谈，把我气得讲不出话来。我觉得我吵架还蛮有本领，可是那一次真把我一棍于打闷了。但不能怪他，甚至于在台北关我的特务，都不能责备，换了各位，在那个环境之中，纳入那种轨道之后，也可能会有那样的反应，因为你觉得做得是对的。我也会那样做。因为我认为我做得是对的，甚至可能比他们更坏。常听到有人说：「你的前途操在自己手裹。」我年纪大了之后，觉得这话很有问题，事实上是，一半操在自己之手，一半操在别人之手。
一个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水泥搅拌器裹的石子一样，运转起来之后，身不由主。使我们感觉到，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而是文化问题。耶稣临死的时候说：「宽容他们，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年轻时候读这句话，觉得稀松平常，长大之后，也觉得这句话没有力量。但是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才发现这句话多縻深奥，多麽痛心。使我想到我们中国人，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我们的丑陋，来自于我们不知道我们丑陋。我到爱荷华，因为中华民国跟美国没有邦交，我们夫妇的经费是由爱荷华大学出一半，再出私人捐助一半。捐助一半的是爱荷华燕京饭店老板，一位从没有回过中国的中国人裴竹章 先生，我们从前没见过面，捐了一个这麽大的数目，使我感动。他和我谈话，他说：「我在没有看你的书之前，我觉得中国人了不起，看了你的书之后，才觉得不是那麽一回事，所以说，我想请你当面指教。]裴竹韦 先生在发现我们文化有问题后，深思到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品质有问题，我第一次出国时，孙观汉 先生跟我讲：「你回国之后，不准讲一句话：唉！中国人到那裹都是中国人。」我说：「好，我不讲。」回国之后，他问我：「你讲得怎麽样？」我说：「还是不准讲的那句话：中国人到那裹都是中国人。」他希望我不要讲这句话。是他希望中国人经过若千年后，有所改变，想不到并没有变。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品质真的有了问题？是不是上帝造我们中国人的时候，就赋给我们一个丑陋的内心？我想不应是品质问题，这不是自找安慰，中国人可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在美国各大学考前几名的，往往是中国人，许多大科学家，包括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 先生，诺贝尔奖金得主杨振宁、李政道 先生，都是第一流的头脑。中国人并不是品质不好，中国人的品质足可以使中国走到一个很健康、很快乐的境界，我们有资格做到这一点，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国家。但我们不必整天要我们的国家强大，国家不强大有什麽关系？只要人民幸福。在人民幸福了之后，再去追求强大不迟。我想我们中国人有高贵的品质。但是为什麽几百年以来，始终不能使中国人脱离苦难？什麽原因？
我想冒昧的提出一个综合性的答案，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病毒，使我们子子孙孙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有人说：「自己不争气，却怪祖先。」这话有一个大漏洞。记得易卜 先生有一出名剧（按，[本鬼]），有梅毒的父母，生出个梅毒的儿子，每次儿子病发的时候：都要吃药。有一次，儿子愤怒的说：「我不要这个药，我宁愿死。你看你给我一个什麽样的身体？」这能怪他而不怪他的父母？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父母。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祖先，假定我们要怪的话，我们要怪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什麽样的文化？这麽一个庞大的国度，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一个庞大民族，却陷入贫穷、愚昧、斗争、血腥等等的流沙之中，难以自拔。我看到别的国家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心裹充满了羡慕。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产生了现在这样的一个现象，使我们中国人具备了很多种可怕的特徵。最明显的特徵之一就是脏、乱、吵。台北曾经一度反脏乱。结果反了几天也不再反了。我们的厨房脏乱。我们的家庭脏乱。有很多地方，中国人一去，别人就搬走了。我有一个小朋友，国立政治大学毕业的，嫁给一个法国人，住在巴黎，许多朋友到欧洲旅行都在她家，打过地铺。她跟我说：「她住的那栋楼裹，法国人都搬走了，东方人都搬来了。」（东方人的意思，有时候是指整个东方，有时候专指中国人。）我听了很难过，可是随便看看，到处是冰淇淋盒子、拖鞋；小孩子到处跑，到处乱画，空气裹有潮湿的霉味。我问：「你们不能弄干净吗？」她说：「不能。」不但外国人觉得我们脏，我们乱。经过这麽样提醒之后，我们自己也觉得我们脏、我们乱。至于吵，中国人的嗓门之大，真是天下无双，尤以广东老乡的噪门最为叫座。有个发生在美国的笑话：两个广东人在那裹讲悄悄话，美国人认为他们就要打架，急拨电话报案，警察来了，问他们在干什麽？他们说:「我们正耳语。」
为什麽中国人声音大？因为没有安全感，所以中国人嗓门特高，觉得声音大就是理大：只要声音大、噪门高，理都跑到我这裹来了，要不然我怎麽会那麽气愤？我想这几点足使中国人的形象受到破坏，使我们的内心不能平安。因为吵、脏、乱，自然会影响内心，窗明几净和又脏又乱，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至于中国人的窝里斗，可是天下闻名的中国人的重要特性。每一个单独的口本人。看起来都像一条猪，可是三个日本人加起来就是一条龙：曰本人的团队精神使日本所向无敌。中国人打仗打不过日本人，做生意也做不过日本人，就在台北，三个日本人做生意，好，这次是你的，下次是我的。中国人做生意，就显现出中国人的丑陋程度，你卖五十。我卖四十，你卖三十，我卖二十。所以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中国入讲起话来头头是道。上可以把太阳一口气吹灭，下可以治国平天下。中国人在单独一个位置上。譬如在研究室里，在考场上，在不需要有人际关系的情况下，他可以有了不起的发展。但是三个中国人加在一起，三巨条龙加在一起。就成了一条猪、一条虫，甚至连虱都不如。因为中国人最拿手的是内斗。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内斗，中国人永远不团结，似乎中国人身上缺少团结的细胞，所以外国人批评中国人不知道团结，我只好说：「你知道中国人不团结是什麽意思？是上帝的意思！因为中国有十亿人口，团结起来，万众一心，你受得了？是上帝可怜你们，才教中国人不团结。」我一面讲，一面痛彻心腑。
中国人不但不团结，反而有不团结的充分理由，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这个理由写成一本书。各位在美国看得最清楚，最好的标本就在眼前，任何一个华人社会，至少分成三百六十五派，互相想把对方置于死地。中国有一句话：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人多有什麽用？中国人在内心上根本就不了解合作的重要性。可是你说他不了解，他可以写一本团结重要的书给你看看。我上次（一九八一）来美国，住在一个在大学教书的朋友家裹，谈得头头是道，天文地理，怎麽样救国等等，第二天我说：「我要到张三那儿去一下。」他一听是张三，就眼冒不屑的火光，我说：「你送我去一下吧！」他说：「我不送，你自己去好了。」都在美国学校教书，都是从一个家乡来的，竟不能互相容忍，那还讲什麽理性？所以中国人的窝裹斗，是一项严重的特徵。
各位在美国更容易体会到这一点，凡是整中国人最厉害的人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凡是出卖中国人的：也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凡是陷害中国人的，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在马来西亚就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个朋友住在那儿开矿，一下子被告了，告得很严重，追查之下，告他的原来是个老朋友，一块从中国来的，在一起打天下的。朋友质问他怎麽做出这种下流的事？那人说：「一块儿打天下是一块儿打天下，你现在高楼大厦，我现在搞的没办法，我不告你告谁？」所以搞中国人的还是中国人。譬如说，在美国这麽大的一个国度，沧海一粟。怎麽会有人知道你是非法入境？有人告你麽！谁告你？就是你身边的朋友，就是中国人告你。有许多朋友同我说：如果顶头上司是中国人时，你可要特别注意。特别小心，他不但不会提升你，裁员时还会先开除你。因为他要「表示」他大公无私，所以我们怎麽能跟犹太人比？我常听人说：「我们同犹太人一样，那麽勤劳。」我觉得这话应该分两部分来讲，一个是，中国人的勤劳美德，在大陆已被四人帮整个破坏。几千年下来，中国唯一最重要的美德勤劳，现在已不存在。第二，我们拿什麽来跟犹太人比？像报纸上说的：以色列国会里吵起来了，不得了啦，三个人有三个意见。但是，却故意抹杀一件事情，一旦决定了之后，却是一个方向，虽然吵得一塌煳涂，外面还在打仗，敌人四面包围。仍照旧举行选举！各位都现白，选举的意义是必须有一个反对党，没有反对党的选举，不过是一台三流的野台戏。在我们中国，三个人同样有三个意见，可是，跟以色列不一样的是，中国人在决定了之后。却是三个方向。好比说今天有人提议到纽约，有人提议到旧金山，表决决定到纽约。如果是以色列人，他们会去纽约。如果是中国人，哼，你们去纽约，我有我的自由，我还是去旧金山。我在英国影片中，看见一些小孩子在争，有的要爬树，有的要游泳，闹了一阵之后决定表决，表决通过爬树，于是大家都去爬树。我对这个行为有深刻的印象，因为民主不是形式，而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的民主是「以示民主」：投票的时候，大官还要照个相，表示他降贵纡尊，民主并没有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只成为他表演的一部分。
中国人的不能团结，中国人的窝裹斗，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这不是中国人的品质不好，而是中国的文化中，有滤过性的病毒，使我们到时侯非显现出来不可，使我们的行为不能自我控制，明知道这是窝里斗，还是要窝里斗。锅砸了大家都吃不成饭，天塌下来有个子高的可以顶。因为这种窝里斗的哲学，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了一种很特殊的行为死不认错。各位有没有听到中国人认过错？假如你听到中国人说：「这件事我错了。」你就应该为我们国家民族额手称庆。我女儿小的时候，有一次我打了她，结果是我错怪了她，她哭得很厉害，我心里很难过。我觉得它是幼小无助的，她只能靠父母，而父母突然一翻脸，是多麽可怕的一件事。我抱起她来，我说：「对不起，爸爸错了，爸爸错了，我保证以后不再犯，好女儿，原谅爸爸。」她役久很久以后才不哭。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我心里一直很痛苦，但是我又感到无限骄傲，因为我向我的女儿承认自己错误。
中国人不习惯认错，反而有一万个理由。掩盖自己的错误。有一句俗话：「闭门思过。」思谁的过？思对方的过？我教书的时侯，学生写周记，检讨一周的行为，检讨的结果是：「今天我被某某骗了，骗我的那个人，我对他这麽好，那麽好，只因为我太忠厚。」看了对方的检讨，也是说他太忠厚。每个人检讨都觉得自己太忠厚？那麽谁不忠厚呢？不能够认错是因为中国人丧失了认错的能力。我们虽然不认错，错还是存在，并不是不认错就没有错。为了掩饰一个错，中国人就不得不用很大的力气，再制造更多的错，来证明第一个错并不是错。所以说，中国人喜欢讲大话。喜欢讲空话，喜欢讲假话，喜欢讲谎话，更喜欢讲毒话要毒的话。不断夸张我们中华民族大汉天声，不断夸张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宏扬世界。因为不能兑现的缘故，全都是大话、空话。我不再举假话、谎话的例子，但中国人的毒话，却十分突出，连闺房之内，都跟外国人不同。外国夫妻昵称「蜜糖」「打铃」，中国人却冒出：「杀千刀的」。一旦涉及政治立场或争权夺利的场合，毒话就更无限上纲，使人觉得中国人为什麽这麽恶毒、下流？
我有位写武侠小说的朋友，后来改行做生意，有次碰到他，问他做生意可发了财？他说：「发什麽财？现在就要上吊！」我问他为什麽赔了？他说：「你不晓得，和商人在一起。同他讲了半天，你还是不知道他主要的意思是什麽。」很多外国朋友对我说：「和中国人交往很难，说了半天不晓得他心裹什麽想法。」我说：「这有什麽稀奇，不要说你们洋人，就中国人和中国人来往，都不知道对方心里想的什麽。」要察颜观色，转弯抹角，问他说：「吃过饭没有？」他说：「吃了」其实没有吃，肚子还在叫。譬如说选举，洋人的作风是：「我觉得我合适，请大家选我。」中国人却是诸葛亮式的：即令有人请他，他也一再推辞：「唉！我不行啊！我那里够资格？」其实你不请他的话，他恨你一辈于。好比这次请我讲演，我说：「不行吧！我不善于讲话呀！」可是真不请我的话，说不定以后台北见面，我会飞一块砖头报你不请我之仇。一个民族如果都是这样，会使我们的错误永远不能改正。往往用十个错误来掩饰一个错误，再用一百个错误来掩饰十个错误。
有一次我去台中看一位英国 教授，有一位也在那个大学教书的老朋友，跑来看我，他说：「晚上到我那儿去吃饭。」我说：「对不起，我还有约。」他说：「不行，一定要来！」我说：「好吧，到时候再说。」他说：「一定来，再见！」我们中国人心里有数，可是洋人不明白。办完事之后？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我说：「我要回去了。」英国 教授说：「哎！你刚才不是和某 教授约好了的吗？要到他家去啊。」我说：「哪有这回事？」他说：「他一定把饭煮好了等你。」外国人就不懂中国人这种心口不一的这一套。
这种种情形，使中国人生下来就有很沉重的负担，每天都要去揣摩别人的意思。如果是平辈朋友，还没有关系。如果他有权势，如果他是大官，如果他有钱，而你又必须跟他接近，你就要时时刻刻琢磨他到底在想什么？这些都是精神浪费。所以说，有句俗话：「在中国做事容易，做人难。」「做人」就是软体文化，各位在国外住久了，回国之后就会体会到这句话的压力。做事容易，二加二就是四，可是做人就难了，二加二可能是五，可能是一，可能是八百五十三，你以为你讲了实话，别人以为你是攻击你难道要颠覆政府呀？这是一个严重的课题，使我们永远在一些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中打转。我有一个最大的本领，开任何会议时，我都可以坐在那裹睡觉，睡醒一觉之后，会也就结束。为什麽呢？开会时大家讲的都是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听不听都一样。不只台湾如此，大陆尤其严重。今年(一九八四)参加国际作家写作计划的一位大陆着名的女作家谌容，写了一篇小说《真真假假》，推荐给各位，务请拜读。环境使我们说谎，使我们不能诚实。我们至少应该觉得，坏事是一件坏事，一旦坏事被我们认为是一件荣耀的事，认为是无所谓的事的话，这个民族的软体文化就开始下降。好比说偷东西被认为是无所谓的事，不是不光荣的事，甚至是光荣的事，这就造成一个危机，而我们中国人正面对这个危机。
因为中国人不断的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断的讲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中国人的心灵遂完全封闭，不能开阔。中国的面积这麽大，文化这麽久远，泱泱大国，中国人应该有一个什麽样的心胸？应该是泱泱大国的心胸。可是我们泱泱大国民的心胸只能在书上看到，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你们看过哪一个中国人有泱泱大国民的胸襟？只要瞪他一眼，马上动刀子。你和他意见不同试一试？洋人可以打一架之后回来握握手，中国人打一架可是一百年的仇恨，三代都报不完的仇恨！为什麽我们缺少海洋般的包容性？
没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这般狭窄的心胸，造成中国人两个极端，不够平衡。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卑。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自卑的时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时候，成了主人！独独的，没有自尊。自卑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团狗屎，和权势走得越近，脸上的笑容越多。自傲的时候觉得其他的人都是狗屎。不屑一顾。变成了一种人格分裂的奇异动物。
在中国要创造一个奇迹很容易，一下子就会现出使人惊异的成就。但是要保持这个奇迹，中国人却缺少这种能力。一个人稍稍有一点可怜的成就，于是耳朵就不灵光了。眼睛也花了，路也不会走了，因为他开始发烧。为了两篇文章就成了一个作家。拍了两部电影就成了电影明星，当了两年有点小权的官就成了人民救星，到美国来念了两年书就成了专家学人；这些都是自我膨胀。台湾曾经出过一个车祸，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出去旅行，车掌 小姐说：「我们这位司机 先生，是天下一流的司机，英俊、年轻。」那位司机 先生立刻放开方向盘，同大家拱手致意。这就是自我膨胀，他认为他技术高明，使他虽不扶方向盘，照样可以开车。若干年前，看过一部电影。有一次，罗马皇帝请了一个人来表演飞翔，这个人自己做了一对翅膀，当他上塔之前，展示给大家看，全场掌声雷动。他一下子膨胀到不能克制，觉得伟大起来，认为不要这对翅膀照样可以飞，接看就顺看梯子往上爬，他太太拉他说：「没有这个东西是不能飞的，你怎麽可以这个样子？」他说：「你懂什麽？」他太太追他，他就用脚踩他太太的手。他到了塔上后，把盖子一盖，伟大加三级，再往下一跳，噗通一声就没有了。观众大发脾气：我们出钱是看飞的，不是看摔死人的，教他太太飞。他太太凄凉的对她丈夫在天之灵说：「你膨胀的结果是，害了你自己，也害了你的妻子。」
中国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胀的民族，为什麽容易膨胀？因为中国人「器小易盈」，见识太少，心胸太窄，稍微有一点气候，就认为天地虽大，已装他不下。假如只有几个人如此。还没有关系，假使全民族，或是大多数，或者是较多数的中国人都如此的话，就形成了民族的危机。中国人似乎永远没有自尊，以至于中国人很难有平等观念。你如果不是我的主人，我便是你的主人。这种情形影响到个人心态的封闭，死不认错。可是又不断有错，以致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一种神经质的恐惧。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台北有个朋友，有一次害了急病，被抬到中心诊所，插了一身管子，把他给救活了。两三天之后：他的家人觉得中心诊所费用较大，预备转到荣民总医院，就跟医生去讲，医生一听之下大发雷霆。说：「我好不容易把他的命救回来，现在要转院呀。」于是不由分说，把管子全部拔下，病人几乎死掉，朋友向我谈起这件事时，既悲又愤，我向他说：「你把那医生的名字告诉我，我写文章揭发他。」他大吃一惊说：「你这个人太冲动，好事，早知道不跟你讲。」我听了气得发疯，我说：「你怕什麽？他只不过是个医生而已，你再生病时不不找他便是了，难道他能到你家非看病报复不可？再说，他如果要对付的话，也只能对付我，不会对付你。是我写的，我都不怕，你怕什麽？」他说：「你是亡命之徒。」我觉得我应该受到赞扬的，反而受到他的奚落。我想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他是我很好的朋友。人也很好，他讲这些话是因为他爱护我，不愿意我去闯祸。然而这正是神经质的恐惧，这个也怕，那个也怕。
记得我第一次到美国来，纽约发生了一次抢案，是一个中国人被抢，捉到强盗后，他不敢去指认。每个人都恐惧的不得了。不晓得什麽是自己的权利，也不晓得保护自己的权力，每遇到一件事情发生，总是一句话：「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四个字，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国人，使我们民族的元气，受到挫伤。我假如是一个外国人，或者，我假如是一个暴 君，对这样一个民族，如果不去虐待它的话，真是天理不容。这种神经质的恐惧，是培养暴 君、暴官最好的温床，所以中国的暴 君、暴官，永远不会绝迹。中国传统文化里 各位在《资治通监》中可以看到一再强调明哲保身，暴 君暴官最喜欢，最欣赏的就是人民明哲保身，所以中国人就越来越堕落萎缩。
中国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是最灿烂的时代。但是从那个时代之后，中国文化就被儒家所控制。到了东汉，政府有个规定，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发言、辩论、写文章，都不能超出他老师告诉他的范围，这叫做「师承」。如果超出师承，不但学说不能成立，而且还违犯法条。这样下来之后，把中国知识分子的想像力和思考力，全都扼杀、僵化。就像用塑胶口袋往大脑上一套，滴水不进。一位朋友说，「怎麽没有思考力？我看报还会发牢骚。」思考是多方面的事，一件事不仅有一面，不仅有两面，甚至有很多面。孙观汉 先生常用一个例子，有一个球：一半白，一半黑，看到白的那半边的人，说它是个白球。另一边的人，则说它是个黑球，他们都没有错，错在没有跑到另一边去看，而跑到另一边看，需要想像力和思考力。当我们思考问题时，应该是多方面的。
有一则美国的小幽默，一位气象学系老师举行考试，给学生一个气压计，叫他用「气压计」量出楼房的高度，意思当然是指用「气压」测量高度。但那位学生却用很多不同方法，偏偏不用「气压」，老师很生气，就给他不及格，学生控诉到校方委员会，委员会就问他为什麽要那麽同答？他说：「老师要我用那个「气压计」来量楼有多高。他并没有说一定要用「气压」，我当然可以用我认为最简单的方法。」委员会的人问他：「除了那些方法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学生：「还有很多，我可以用绳子把气压计从楼上吊下来，再量绳子，就知道楼有多高。」「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学生说：「还有，我可以找到这栋楼房的管理员，把这个气压计送给他，让他告诉我这个楼有多高。」这个学生并不是邪门，他所显示的意义，就是一种想像力和思考力，常使浆煳脑筋吓死。
还有一种「买西瓜学」，老板对伙计说：「你一出门，往西走，第一道桥那里，就有卖西瓜的，你给我买两斤西瓜。」伙计一出门。往西走，没有看见桥，也没有卖西瓜的，于是就空手回来。老板骂他混蛋，没有头脑。他说：「东边有卖的。」老板问他：「你为什麽不到东边去？」他说：「你没叫我去。」老板又骂他混蛋。其实老板觉得这个伙计老实，服从性强，没有思考能力，才是真正的安全可靠。假如伙计出去一看，西边没有，东边有。就去买了，瓜又便宜、又甜。回去之后老板会夸奖他说:「你太聪了，了不起，做人正应该如此，我很需要你。」其实老板觉得这个家伙靠不住，会胡思乱想。各位。有思考能力的奴隶最危脸，主子对这种奴隶不是杀就是赶。这种文化之下孕育出来的人，怎能独立思考？因为我们没有独立思考训练，也恐惧独立思考。所以中国人也缺少鉴赏能力，什麽都是和稀泥。没有是非，没有标准。中国到今天这个地步，应该在文化里找出原因。
这个文化，自从孔丘 先生之后，四千年间，没有出过一个思想家，所有认识字的人，都在那裹注解孔丘的学说，或注解孔丘门徒的学说，自己没有独立的意见，因为我们的文化不允许这样做，所以只好在这潭死水中求生存。这个潭，这个死水，就是中国文化的酱缸，酱缸发臭，使中国人变得丑陋。就是由于这个酱缸深不可测，以至许多问题，无法用自己的思考来解决，只好用其他人的思考来领导。这样的死水，这样的酱缸，既使是水蜜桃丢进去也会变成干屎橛。外来的东西一到中国就变质了，别人有民主，我们也有民主，我们的民主是：「你是民，我是主。」别人有法制，我们也有法制，别人有自由，我们也有自由，你有什麽，我就有什麽。你有斑马线，我也有斑马线-当然，我们的斑马线是用来引诱你给车子压死的。
要想改变我们中国人的丑陋形象，只有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想办法把自己培养成鉴赏家。我们虽然不会演戏。却要会看戏，不会看戏的看热闹，会看戏的看门道。鉴赏家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我记得刚到台湾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收集了很多贝多芬的唱片。有七、八套，我请求他送一套或卖一套给我，他当场拒绝，因为每一套都由不同的指挥和乐队演奏，并不一样。我听了很惭愧，他就是一个鉴赏家。
上一次美国总统竞选的时候，我们看到侯选人的辩论，从不揭露对方阴私，因为这样做选民会免得你水准不够，丧失选票。中国人的作法就不一样，不但专门揭露阴私，而且制造阴私，用语恶毒。什麽样的土壤长什麽样的草，什麽样的社会就产生什麽样的人。人民一定要自己够水准，人民自己如果不够水准，还去怪谁？对一个不值得尊敬的人，我们却直着脖子叫他万岁。那你能怪他骑到你头上？拿钱买选票这种事情，使人痛心，选民在排着队选举，一看到人在付钱买票，有人就问：「怎麽不给我呀？」这种人还配实行民主？民主是要自己争取的，不能靠别人赏赐。现在，常有人讲：「政府放宽多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自由、权利是我们的，你付给我，我有，你不付给我，我也有。我们如果有鉴赏能力，就一定要争取选举。严格选择对象。我们没有鉴赏的能力，连美女和麻子脸都分不出。能够怪谁？好比说画画，假使我柏杨画了毕加索的假画，有人看到说：「这真好｜」花五十万美金买下来了，请问你买了假画能怪谁？是你瞎了眼！是你没有鉴赏能力。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真的毕加系的画就不会有人卖了：假画出笼，真画家只好饿死。买了假画不能怪别人，只能怪自己。就好像有一个人请来了一个裁缝师傅修他的门。结果把门装颠倒了，主人说：「你瞎了眼？」裁缝师傅说：「谁瞎了眼？瞎了眼才找错人！」这个故事我们要再三沉思。没有鉴赏力。就好像是瞎了眼的主人。
中国人有这麽多丑陋面，只有中国人才能改造中国人。但是外国人有义务帮助我们，不是经济帮助，而是文化帮助。因为中国船太大，人太多，沉下去之后，会把别人也拖下漩涡淹死。在座的美国朋友，请接受我们伸出的双手。最后一点，我的感想是：我们中国人口太多，仅只十亿张大的口，连喜马拉雅山都能吞进去，使我们想到，中国人的苦难是多方面的，必须每一个人都要觉醒。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好的鉴赏家，我们就能鉴赏自己，鉴赏朋友，鉴赏国家领导人物。这是中国人目前应该走的一条路，也是唯一的一条路。
谢谢！
多少年以来，我一直想写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我记得美国有一本「丑陋的美国人」，写出来之后，美国国务院拿来做为他们行动的参考。日本人也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作者是驻阿根廷的大使，他阁下却被撤职，这大概就是东方和西方的不同。中国比起日本，好像又差一级，假定我把这本书写出来的话，可能要麻烦各位去监狱给我送饭，所以我始终没有写。但是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把它作一个口头报告，请教全国各阶层的朋友。不过作一个口头报告也不简单，在台北，听我讲演的人，一听说要讲这个题目。就立刻不请我了。所以，今天是我有生以来，笫一次用[丑陋的中国人]讲演，我感到到非常高兴，感谢各位给我这个机会。
有一次，台中东海大学请我讲演，我告诉他们这个题目，我问同学会会长：「会不会有问题？」他说：「怎麽会有问题？」我对他说：「你去训导处打听一下：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就被当作问题人物。又讲一个问题题目，那可是双料。」跟训导处谈过之后，他打电话到台北来说：「问题是没有的，不过题目是不是可以改一改？训导处认为题目难听。」接看把他拟定的一个很长的冠冕堂皇的题目告诉我。他问：「同意不同意？」我说：「当然不同意，不过你一定要改，只好就改。」那是我第一次讲有关「丑陋的中国人」。我对他说：「希望我讲的时候能做个录音，以后我可以把它改写成一篇文章。」他慷慨承诺。结果讲过之后，把录音带寄来，只有开头的几句话，以后就没有了声音。
今年我六十五岁。台北的朋友在
在泰国考伊兰难民营，百分之九十是从越南、柬埔寨、寮国被驱逐出来的中国人，我们所讲的「中国人」不是国籍的意思，而是指血统或文化。有一位中国文化大学华侨研究所的女学生，是派到泰国为难民服务的服务团的一员，到了那裹几天之后，不能忍受，哭着回来。她说：「那种惨状我看不下去。」后来我到了泰国。发现中国难民的处境使人落泪。好比说：中国人不可以有私有财产。而且不能有商业行为，假使你的衣服破了，邻
十九世纪的南洋岛，就是现在的东南亚，那时还是英国和荷兰的属地。有一个英国驻马来西亚的专员说：「做十九世纪的中国人是一个灾难。」因为他看到中国人在南洋岛像猪仔一样，无知无识，自生自灭，而且随时会受到屠杀。我觉得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比十九世纪的中国人。灾难更大。最使我们痛苦的是：一百年来，中国人的每一个盼望。几乎全部归于幻灭。来了一个盼望，以为中国会从此好起来，结果不但使我们失望，反而更坏。再来一个盼望，而又是一个幻灭，又是一个失望。又是一个更坏。一而再再而三。民族固然长长远的，但个人的生命却是有限。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盼望，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理想，经得起破灭？展望前途，到底是光明的，还是不光明的？真是一苜难尽。四年前，我在纽约讲演，讲到感慨的地方，一个人站起来说：「你从台湾来。应该告诉我们希望，应该鼓舞我们民心。想不到你却打击我们。」一个人当然需要鼓励。问题是，鼓励起来之后怎麽办，我从小就受到鼓励。五、六岁的时候，大人就对我说：「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我想我的责任太大，负担不起。后来我告诉我的儿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现在，儿子又告诉孙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一代复一代，一代何其多？到哪一代才能够好起来？
在中国广大的大陆上，「反右」之后接着又来一个「文化大革命」，天翻地覆，自人类有历史以来还没有遇到过这麽大的一场人造浩劫。不仅是生命的损失，最大的损失是对人性的摧残和对高贵品德的摧残。人如果离开了人性和高贵的品德，就跟禽兽毫无区别。十年浩劫使许多人都成了禽兽。这样一个民族：品质堕落到这种地步，怎麽能够站得起来?在马来西亚，华人占百分之三十几，有次我去博物馆参观，裹面有马来文，有英文，就是没有华文。这不是说有华文就好，没有华文就不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现象一方面说，马来人的心胸不宽广，另一方面，也说明华人没有力量，没有地位，没有受到尊重。泰国的华人说：「我们掌握了泰国稻米的命脉。」不要自己安慰自己，一个法令下来。你什麽都没有了。
现在，大家谈论最多的是香港，任何一个国家。它的土地被外国抢走。都是一种羞耻。等到收复它的时候，就像失去的孩子一样，同到母亲的怀抱。双方都非常欢喜。各位都知道法国将阿尔安斯、劳兰两个省割给德国的事情，当它们丧失的时候，是多麽痛苦，它们回归的时候，又是多麽快乐。可是我们的香港，一听说要回归祖国，立刻吓得魂飞魄散。这是怎麽一同事？至于我们在台湾，有些台湾省籍的青年和有些外省籍的青年，主张台湾独立。想当年。三十年前，当台湾回归祖国的时候，大家高兴得如痴如狂。真是像一个迷途的孩子回到母亲的怀抱一样。三十年之后。为什麽产生了要离家出走的想法？赛普路斯，一边是土耳其人，一边是希腊人。根本是两码子事；言语不一样，种族不一样，宗教不一样，什麽都不一样，土耳其人可以这样做。而我们，同一个血统，同一个长相，同一个祖先，同一种文化，同一种文字，同一种语言，只不过住的地域不同而已，怎麽会有这种现象？
这种种事情，使得做为一个中国人，不但艰难，而且羞辱、痛苦。就是身在美国的中国人，你不晓得他是怎麽一回事，左、右、中、独、中偏左、左偏中、中偏右、右偏中等等。简直没有共同语言。互相把对方当作杀父之仇，这算是一个什麽样的民族？这算是一个什縻样的国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麽历史悠久，没有一个国家有我们这样一脉相传的文化，而且这个文化曾经达到高度的文明。现代的希腊人跟从前的希腊人无关，现代的埃及人跟从前的埃及人无关，而现代的中国人却是古中国人的后裔。为什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落到今天这种丑陋的地步？不但受外国人欺负，更受自己人欺负受
我在台湾三十多年，写小说十年，写杂文十年，坐牢十年，现在将是写历史十年，平均分配。为什麽我不写小说了？我觉得写小说比较间接，要透过一个形式，一些人物，所以我改写杂文。杂文像匕首一样，可以直接插入罪恶的心脏。杂文就好像一个人坐在司机的旁边一直提醒司机，你已经开错了，应该左转，应该右转，应该靠边走，不应该在双黄线上超车，前面有桥，应该放缓油门，前面有一个十字路口，有红灯等等。不停的提醒，不停的叫，叫多了以后就被关进大牢。掌握权柄的人认为：只要没有人指出他的错误，他就永远没有错误。
我自己在牢房裹沉思，我为什麽坐牢，我犯了什麽罪？犯了什麽法？出狱之后，我更不断的探讨，像我这样的遭遇，是不是一个变态的、特殊的例予？我到爱荷华，正式和大陆的作家在一起，使我发现，像我这种人，上帝注定要我坐牢，不在台湾坐牢，就在大陆坐牢。他们同我讲：「你这个脾气，到不了红卫兵，到不了文化大革命，反右就把你反掉了。」为什麽一个中国人，稍微胆大心粗一点，稍微讲一点点实话，就要遭到这种命运？我遇到很多在大陆坐过牢的人，我间他们：「你为什麽坐牢？」他们说：「讲了几句实话。」就是这样。为什麽讲了几句实话就会遭到这样的命运？我认为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化的问题。前几天，有位从北京来的「全国作家协会」的党书记，我同他谈，把我气得讲不出话来。我觉得我吵架还蛮有本领，可是那一次真把我一棍于打闷了。但不能怪他，甚至于在台北关我的特务，都不能责备，换了各位，在那个环境之中，纳入那种轨道之后，也可能会有那样的反应，因为你觉得做得是对的。我也会那样做。因为我认为我做得是对的，甚至可能比他们更坏。常听到有人说：「你的前途操在自己手裹。」我年纪大了之后，觉得这话很有问题，事实上是，一半操在自己之手，一半操在别人之手。
一个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水泥搅拌器裹的石子一样，运转起来之后，身不由主。使我们感觉到，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而是文化问题。耶稣临死的时候说：「宽容他们，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年轻时候读这句话，觉得稀松平常，长大之后，也觉得这句话没有力量。但是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才发现这句话多縻深奥，多麽痛心。使我想到我们中国人，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我们的丑陋，来自于我们不知道我们丑陋。我到爱荷华，因为中华民国跟美国没有邦交，我们夫妇的经费是由爱荷华大学出一半，再出私人捐助一半。捐助一半的是爱荷华燕京饭店老板，一位从没有回过中国的中国人
我想冒昧的提出一个综合性的答案，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病毒，使我们子子孙孙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有人说：「自己不争气，却怪祖先。」这话有一个大漏洞。记得
为什麽中国人声音大？因为没有安全感，所以中国人嗓门特高，觉得声音大就是理大：只要声音大、噪门高，理都跑到我这裹来了，要不然我怎麽会那麽气愤？我想这几点足使中国人的形象受到破坏，使我们的内心不能平安。因为吵、脏、乱，自然会影响内心，窗明几净和又脏又乱，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至于中国人的窝里斗，可是天下闻名的中国人的重要特性。每一个单独的口本人。看起来都像一条猪，可是三个日本人加起来就是一条龙：曰本人的团队精神使日本所向无敌。中国人打仗打不过日本人，做生意也做不过日本人，就在台北，三个日本人做生意，好，这次是你的，下次是我的。中国人做生意，就显现出中国人的丑陋程度，你卖五十。我卖四十，你卖三十，我卖二十。所以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中国入讲起话来头头是道。上可以把太阳一口气吹灭，下可以治国平天下。中国人在单独一个位置上。譬如在研究室里，在考场上，在不需要有人际关系的情况下，他可以有了不起的发展。但是三个中国人加在一起，三巨条龙加在一起。就成了一条猪、一条虫，甚至连虱都不如。因为中国人最拿手的是内斗。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内斗，中国人永远不团结，似乎中国人身上缺少团结的细胞，所以外国人批评中国人不知道团结，我只好说：「你知道中国人不团结是什麽意思？是上帝的意思！因为中国有十亿人口，团结起来，万众一心，你受得了？是上帝可怜你们，才教中国人不团结。」我一面讲，一面痛彻心腑。
中国人不但不团结，反而有不团结的充分理由，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这个理由写成一本书。各位在美国看得最清楚，最好的标本就在眼前，任何一个华人社会，至少分成三百六十五派，互相想把对方置于死地。中国有一句话：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人多有什麽用？中国人在内心上根本就不了解合作的重要性。可是你说他不了解，他可以写一本团结重要的书给你看看。我上次（一九八一）来美国，住在一个在大学教书的朋友家裹，谈得头头是道，天文地理，怎麽样救国等等，第二天我说：「我要到张三那儿去一下。」他一听是张三，就眼冒不屑的火光，我说：「你送我去一下吧！」他说：「我不送，你自己去好了。」都在美国学校教书，都是从一个家乡来的，竟不能互相容忍，那还讲什麽理性？所以中国人的窝裹斗，是一项严重的特徵。
各位在美国更容易体会到这一点，凡是整中国人最厉害的人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凡是出卖中国人的：也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凡是陷害中国人的，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在马来西亚就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个朋友住在那儿开矿，一下子被告了，告得很严重，追查之下，告他的原来是个老朋友，一块从中国来的，在一起打天下的。朋友质问他怎麽做出这种下流的事？那人说：「一块儿打天下是一块儿打天下，你现在高楼大厦，我现在搞的没办法，我不告你告谁？」所以搞中国人的还是中国人。譬如说，在美国这麽大的一个国度，沧海一粟。怎麽会有人知道你是非法入境？有人告你麽！谁告你？就是你身边的朋友，就是中国人告你。有许多朋友同我说：如果顶头上司是中国人时，你可要特别注意。特别小心，他不但不会提升你，裁员时还会先开除你。因为他要「表示」他大公无私，所以我们怎麽能跟犹太人比？我常听人说：「我们同犹太人一样，那麽勤劳。」我觉得这话应该分两部分来讲，一个是，中国人的勤劳美德，在大陆已被四人帮整个破坏。几千年下来，中国唯一最重要的美德勤劳，现在已不存在。第二，我们拿什麽来跟犹太人比？像报纸上说的：以色列国会里吵起来了，不得了啦，三个人有三个意见。但是，却故意抹杀一件事情，一旦决定了之后，却是一个方向，虽然吵得一塌煳涂，外面还在打仗，敌人四面包围。仍照旧举行选举！各位都现白，选举的意义是必须有一个反对党，没有反对党的选举，不过是一台三流的野台戏。在我们中国，三个人同样有三个意见，可是，跟以色列不一样的是，中国人在决定了之后。却是三个方向。好比说今天有人提议到纽约，有人提议到旧金山，表决决定到纽约。如果是以色列人，他们会去纽约。如果是中国人，哼，你们去纽约，我有我的自由，我还是去旧金山。我在英国影片中，看见一些小孩子在争，有的要爬树，有的要游泳，闹了一阵之后决定表决，表决通过爬树，于是大家都去爬树。我对这个行为有深刻的印象，因为民主不是形式，而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的民主是「以示民主」：投票的时候，大官还要照个相，表示他降贵纡尊，民主并没有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只成为他表演的一部分。
中国人的不能团结，中国人的窝裹斗，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这不是中国人的品质不好，而是中国的文化中，有滤过性的病毒，使我们到时侯非显现出来不可，使我们的行为不能自我控制，明知道这是窝里斗，还是要窝里斗。锅砸了大家都吃不成饭，天塌下来有个子高的可以顶。因为这种窝里斗的哲学，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了一种很特殊的行为死不认错。各位有没有听到中国人认过错？假如你听到中国人说：「这件事我错了。」你就应该为我们国家民族额手称庆。我女儿小的时候，有一次我打了她，结果是我错怪了她，她哭得很厉害，我心里很难过。我觉得它是幼小无助的，她只能靠父母，而父母突然一翻脸，是多麽可怕的一件事。我抱起她来，我说：「对不起，爸爸错了，爸爸错了，我保证以后不再犯，好女儿，原谅爸爸。」她役久很久以后才不哭。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我心里一直很痛苦，但是我又感到无限骄傲，因为我向我的女儿承认自己错误。
中国人不习惯认错，反而有一万个理由。掩盖自己的错误。有一句俗话：「闭门思过。」思谁的过？思对方的过？我教书的时侯，学生写周记，检讨一周的行为，检讨的结果是：「今天我被某某骗了，骗我的那个人，我对他这麽好，那麽好，只因为我太忠厚。」看了对方的检讨，也是说他太忠厚。每个人检讨都觉得自己太忠厚？那麽谁不忠厚呢？不能够认错是因为中国人丧失了认错的能力。我们虽然不认错，错还是存在，并不是不认错就没有错。为了掩饰一个错，中国人就不得不用很大的力气，再制造更多的错，来证明第一个错并不是错。所以说，中国人喜欢讲大话。喜欢讲空话，喜欢讲假话，喜欢讲谎话，更喜欢讲毒话要毒的话。不断夸张我们中华民族大汉天声，不断夸张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宏扬世界。因为不能兑现的缘故，全都是大话、空话。我不再举假话、谎话的例子，但中国人的毒话，却十分突出，连闺房之内，都跟外国人不同。外国夫妻昵称「蜜糖」「打铃」，中国人却冒出：「杀千刀的」。一旦涉及政治立场或争权夺利的场合，毒话就更无限上纲，使人觉得中国人为什麽这麽恶毒、下流？
我有位写武侠小说的朋友，后来改行做生意，有次碰到他，问他做生意可发了财？他说：「发什麽财？现在就要上吊！」我问他为什麽赔了？他说：「你不晓得，和商人在一起。同他讲了半天，你还是不知道他主要的意思是什麽。」很多外国朋友对我说：「和中国人交往很难，说了半天不晓得他心裹什麽想法。」我说：「这有什麽稀奇，不要说你们洋人，就中国人和中国人来往，都不知道对方心里想的什麽。」要察颜观色，转弯抹角，问他说：「吃过饭没有？」他说：「吃了」其实没有吃，肚子还在叫。譬如说选举，洋人的作风是：「我觉得我合适，请大家选我。」中国人却是诸葛亮式的：即令有人请他，他也一再推辞：「唉！我不行啊！我那里够资格？」其实你不请他的话，他恨你一辈于。好比这次请我讲演，我说：「不行吧！我不善于讲话呀！」可是真不请我的话，说不定以后台北见面，我会飞一块砖头报你不请我之仇。一个民族如果都是这样，会使我们的错误永远不能改正。往往用十个错误来掩饰一个错误，再用一百个错误来掩饰十个错误。
有一次我去台中看一位英
这种种情形，使中国人生下来就有很沉重的负担，每天都要去揣摩别人的意思。如果是平辈朋友，还没有关系。如果他有权势，如果他是大官，如果他有钱，而你又必须跟他接近，你就要时时刻刻琢磨他到底在想什么？这些都是精神浪费。所以说，有句俗话：「在中国做事容易，做人难。」「做人」就是软体文化，各位在国外住久了，回国之后就会体会到这句话的压力。做事容易，二加二就是四，可是做人就难了，二加二可能是五，可能是一，可能是八百五十三，你以为你讲了实话，别人以为你是攻击你难道要颠覆政府呀？这是一个严重的课题，使我们永远在一些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中打转。我有一个最大的本领，开任何会议时，我都可以坐在那裹睡觉，睡醒一觉之后，会也就结束。为什麽呢？开会时大家讲的都是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听不听都一样。不只台湾如此，大陆尤其严重。今年(一九八四)参加国际作家写作计划的一位大陆着名的女作家谌容，写了一篇小说《真真假假》，推荐给各位，务请拜读。环境使我们说谎，使我们不能诚实。我们至少应该觉得，坏事是一件坏事，一旦坏事被我们认为是一件荣耀的事，认为是无所谓的事的话，这个民族的软体文化就开始下降。好比说偷东西被认为是无所谓的事，不是不光荣的事，甚至是光荣的事，这就造成一个危机，而我们中国人正面对这个危机。
因为中国人不断的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断的讲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中国人的心灵遂完全封闭，不能开阔。中国的面积这麽大，文化这麽久远，泱泱大国，中国人应该有一个什麽样的心胸？应该是泱泱大国的心胸。可是我们泱泱大国民的心胸只能在书上看到，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你们看过哪一个中国人有泱泱大国民的胸襟？只要瞪他一眼，马上动刀子。你和他意见不同试一试？洋人可以打一架之后回来握握手，中国人打一架可是一百年的仇恨，三代都报不完的仇恨！为什麽我们缺少海洋般的包容性？
没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这般狭窄的心胸，造成中国人两个极端，不够平衡。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卑。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自卑的时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时候，成了主人！独独的，没有自尊。自卑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团狗屎，和权势走得越近，脸上的笑容越多。自傲的时候觉得其他的人都是狗屎。不屑一顾。变成了一种人格分裂的奇异动物。
在中国要创造一个奇迹很容易，一下子就会现出使人惊异的成就。但是要保持这个奇迹，中国人却缺少这种能力。一个人稍稍有一点可怜的成就，于是耳朵就不灵光了。眼睛也花了，路也不会走了，因为他开始发烧。为了两篇文章就成了一个作家。拍了两部电影就成了电影明星，当了两年有点小权的官就成了人民救星，到美国来念了两年书就成了专家学人；这些都是自我膨胀。台湾曾经出过一个车祸，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出去旅行，
中国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胀的民族，为什麽容易膨胀？因为中国人「器小易盈」，见识太少，心胸太窄，稍微有一点气候，就认为天地虽大，已装他不下。假如只有几个人如此。还没有关系，假使全民族，或是大多数，或者是较多数的中国人都如此的话，就形成了民族的危机。中国人似乎永远没有自尊，以至于中国人很难有平等观念。你如果不是我的主人，我便是你的主人。这种情形影响到个人心态的封闭，死不认错。可是又不断有错，以致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一种神经质的恐惧。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台北有个朋友，有一次害了急病，被抬到中心诊所，插了一身管子，把他给救活了。两三天之后：他的家人觉得中心诊所费用较大，预备转到荣民总医院，就跟医生去讲，医生一听之下大发雷霆。说：「我好不容易把他的命救回来，现在要转院呀。」于是不由分说，把管子全部拔下，病人几乎死掉，朋友向我谈起这件事时，既悲又愤，我向他说：「你把那医生的名字告诉我，我写文章揭发他。」他大吃一惊说：「你这个人太冲动，好事，早知道不跟你讲。」我听了气得发疯，我说：「你怕什麽？他只不过是个医生而已，你再生病时不不找他便是了，难道他能到你家非看病报复不可？再说，他如果要对付的话，也只能对付我，不会对付你。是我写的，我都不怕，你怕什麽？」他说：「你是亡命之徒。」我觉得我应该受到赞扬的，反而受到他的奚落。我想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他是我很好的朋友。人也很好，他讲这些话是因为他爱护我，不愿意我去闯祸。然而这正是神经质的恐惧，这个也怕，那个也怕。
记得我第一次到美国来，纽约发生了一次抢案，是一个中国人被抢，捉到强盗后，他不敢去指认。每个人都恐惧的不得了。不晓得什麽是自己的权利，也不晓得保护自己的权力，每遇到一件事情发生，总是一句话：「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四个字，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国人，使我们民族的元气，受到挫伤。我假如是一个外国人，或者，我假如是一个
中国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是最灿烂的时代。但是从那个时代之后，中国文化就被儒家所控制。到了东汉，政府有个规定，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发言、辩论、写文章，都不能超出他老师告诉他的范围，这叫做「师承」。如果超出师承，不但学说不能成立，而且还违犯法条。这样下来之后，把中国知识分子的想像力和思考力，全都扼杀、僵化。就像用塑胶口袋往大脑上一套，滴水不进。一位朋友说，「怎麽没有思考力？我看报还会发牢骚。」思考是多方面的事，一件事不仅有一面，不仅有两面，甚至有很多面。
有一则美国的小幽默，一位气象学系老师举行考试，给学生一个气压计，叫他用「气压计」量出楼房的高度，意思当然是指用「气压」测量高度。但那位学生却用很多不同方法，偏偏不用「气压」，老师很生气，就给他不及格，学生控诉到校方委员会，委员会就问他为什麽要那麽同答？他说：「老师要我用那个「气压计」来量楼有多高。他并没有说一定要用「气压」，我当然可以用我认为最简单的方法。」委员会的人问他：「除了那些方法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学生：「还有很多，我可以用绳子把气压计从楼上吊下来，再量绳子，就知道楼有多高。」「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学生说：「还有，我可以找到这栋楼房的管理员，把这个气压计送给他，让他告诉我这个楼有多高。」这个学生并不是邪门，他所显示的意义，就是一种想像力和思考力，常使浆煳脑筋吓死。
还有一种「买西瓜学」，老板对伙计说：「你一出门，往西走，第一道桥那里，就有卖西瓜的，你给我买两斤西瓜。」伙计一出门。往西走，没有看见桥，也没有卖西瓜的，于是就空手回来。老板骂他混蛋，没有头脑。他说：「东边有卖的。」老板问他：「你为什麽不到东边去？」他说：「你没叫我去。」老板又骂他混蛋。其实老板觉得这个伙计老实，服从性强，没有思考能力，才是真正的安全可靠。假如伙计出去一看，西边没有，东边有。就去买了，瓜又便宜、又甜。回去之后老板会夸奖他说:「你太聪了，了不起，做人正应该如此，我很需要你。」其实老板觉得这个家伙靠不住，会胡思乱想。各位。有思考能力的奴隶最危脸，主子对这种奴隶不是杀就是赶。这种文化之下孕育出来的人，怎能独立思考？因为我们没有独立思考训练，也恐惧独立思考。所以中国人也缺少鉴赏能力，什麽都是和稀泥。没有是非，没有标准。中国到今天这个地步，应该在文化里找出原因。
这个文化，自
要想改变我们中国人的丑陋形象，只有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想办法把自己培养成鉴赏家。我们虽然不会演戏。却要会看戏，不会看戏的看热闹，会看戏的看门道。鉴赏家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我记得刚到台湾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收集了很多贝多芬的唱片。有七、八套，我请求他送一套或卖一套给我，他当场拒绝，因为每一套都由不同的指挥和乐队演奏，并不一样。我听了很惭愧，他就是一个鉴赏家。
上一次美国总统竞选的时候，我们看到侯选人的辩论，从不揭露对方阴私，因为这样做选民会免得你水准不够，丧失选票。中国人的作法就不一样，不但专门揭露阴私，而且制造阴私，用语恶毒。什麽样的土壤长什麽样的草，什麽样的社会就产生什麽样的人。人民一定要自己够水准，人民自己如果不够水准，还去怪谁？对一个不值得尊敬的人，我们却直着脖子叫他万岁。那你能怪他骑到你头上？拿钱买选票这种事情，使人痛心，选民在排着队选举，一看到人在付钱买票，有人就问：「怎麽不给我呀？」这种人还配实行民主？民主是要自己争取的，不能靠别人赏赐。现在，常有人讲：「政府放宽多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自由、权利是我们的，你付给我，我有，你不付给我，我也有。我们如果有鉴赏能力，就一定要争取选举。严格选择对象。我们没有鉴赏的能力，连美女和麻子脸都分不出。能够怪谁？好比说画画，假使我柏杨画了毕加索的假画，有人看到说：「这真好｜」花五十万美金买下来了，请问你买了假画能怪谁？是你瞎了眼！是你没有鉴赏能力。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真的毕加系的画就不会有人卖了：假画出笼，真画家只好饿死。买了假画不能怪别人，只能怪自己。就好像有一个人请来了一个裁缝师傅修他的门。结果把门装颠倒了，主人说：「你瞎了眼？」裁缝师傅说：「谁瞎了眼？瞎了眼才找错人！」这个故事我们要再三沉思。没有鉴赏力。就好像是瞎了眼的主人。
中国人有这麽多丑陋面，只有中国人才能改造中国人。但是外国人有义务帮助我们，不是经济帮助，而是文化帮助。因为中国船太大，人太多，沉下去之后，会把别人也拖下漩涡淹死。在座的美国朋友，请接受我们伸出的双手。最后一点，我的感想是：我们中国人口太多，仅只十亿张大的口，连喜马拉雅山都能吞进去，使我们想到，中国人的苦难是多方面的，必须每一个人都要觉醒。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好的鉴赏家，我们就能鉴赏自己，鉴赏朋友，鉴赏国家领导人物。这是中国人目前应该走的一条路，也是唯一的一条路。
谢谢！
2007-09-22 16:43:49
娟子两年前毕业于N医科大学，面对全年级几千双嫉妒的眼睛，她留在了N医大附属医院。昨天，娟子在看了《为女大学生正名——驳“高校将成为全中国最大的妓院 ”》一文后，和我谈到她能留在N医大附属医院的秘密。
刚进大学时，我是第一次从农村来到省城，面对与家乡迥然不同的高楼大厦，穿着入时的人流，除了自卑，更多的是好奇，那时我就发誓，要付出加倍的努力，学好医术，一定要留在这个城市。
大一大二时，我的课余时间都用在看书上，几乎每一门功课都是全班前十名。我感到我已经快成为这个城市的一员了，虽然我的衣着和同学们比起来还是很寒酸。
到大三时，由于成绩好而拥有的一点自信也慢慢消失了，我发现，不管我成绩多好，别说校、院学生会，就是班干部也轮不上我。要是学校和社会有什么交流活动，别人兴高采烈的去了，往往是我们几个农村来的守教室、守宿舍。我感到很困惑，难道我的努力就只能是这样的结果？
直到一次和老乡聊天时，我才明白其中的奥妙。老乡告诉我：要想成为学生会干部，为将来找个好工作打好基础，光埋头读书是没有用的，最重要的是和班主任，学生处、院办、团委方方面面管学生的老师、干部、领导搞好关系，你不见一开学是老师最忙的时候，既要守在家等学生送礼上门，又要到各饭店去赴学生家长的宴请。
“我连饭都吃不饱，哪有钱送他们啊？”“也不是只能送钱，”老乡继续开导我：“蛇有蛇路，拐有拐路。你看小W和小L，不是一样吃得很开吗？”“小W和小L，那不是和做***差不多吗？”我不屑地回答老乡。“人各有志，不要说得这么难听。”老乡有些不高兴了，我知道我说错话了，点了老乡的伤疤，一直流传她被一个什么处长包养着，所以才有钱读研究生。
从老乡的宿舍出来后，好几天我都在想这些事情，什么书也看不进去。下学期就要去医院实习，很多同学都联系好了实习医院，没定下了的几个也在议论去市内哪家医院好。就我们几个还没有任何消息。我们约好到班主任的办公室去问一下情况，班主任什么也没解释，说联系不上的回家乡医院实习。
我一下子懵了，难道我的城市梦就此破灭。怎么办，我只好硬起头皮去找老乡拿主意。老乡倒也不计较我曾说过伤害她的话。她帮我分析，千万不能回县城，一个山区小县，县城就一家医院，回去了说不定还得分到乡卫生院。就算分在县城，一个月也就几百元的工资，不到省城的三分之一，不管想什么办法，也要留在省城实习，争取以后留在省城工作。
还能有什么办法？我一片茫然。“要不再去找找班主任，单独去。”老乡提醒我。生存总是第一位的，事到如今只好如此，我稍稍打扮即坐在班主任面前。
这次班主任态度倒很好，他给我倒了一杯水，坐在我对面认真打量我的朐脯，我低下了头。“娟子你的成绩在班上没得说，就是社会交际能力太差，以后要加强这方面的锻炼，只要你听我的，到附院实习没问题，附院好几个科室主任都是我同学。”“只要老师有什么事要帮忙，娟子一定做。”我低头说。“好吧，我最近忙着写论文，你晚上来帮我打字吧！”
在去办公室的路上，我走得很慢，我觉得我21年都没走过这么长的路，几次回头了又硬着头皮往前走。当我推开办公室的门，班主任马上站了起来关上门，然后这个晚上我失去了我的处女之身，可我获得了留在省城的承诺。当然，为了最终留在省城，我按照班主任的提示，先后一个人走进了几上男人的办公室或宿舍……他们都是可以左右分配去留方向的。
2007-09-17 14:31:30
一位年轻朋友要买房，想听听我的意见。随便想到说一点。
我的核心观点是：即便做房奴，也不要做年轻房奴。所谓年轻房奴，是指工作时间不长，收入不稳定，不足以保障支付按揭，甚至连首付都困难，不得不向银行大笔贷款的年轻人。
先算算好处。有了一个房子，也许可以结婚了；有了一个房子，也许可以保值了；有了一个房子，也许就有了一点安全感。还有其它好处吗？一时想不出来。但是，仔细想想，这几个好处都有点不靠谱。有了房子也不能保证不离婚，万一离婚，财产分割还是个麻烦。有了房子即便保值，也很难兑现。房价继续涨，卖了房子住哪里？飞涨的房价只是自己看着开心，像是一张无法兑现的支票。所谓安全感也比较虚，在房贷没有还清之前，这种安全感更像是自我心理安慰。
年轻人做房奴的坏处呢？第一，无忧无虑的日子没了，每月的开销都得精打细算；第二，学习深造的机会少了，学习深造既要花钱，又可能会减少收入；第三，潇洒的心情没了，不敢轻易失去工作；第四，违心的言行多了，即便对老板不满，也不敢从容表示；第五，冒险精神少了，开创新事业被扯住一条后腿。……
年轻的房奴透支的不光是自己未来的收入，也透支了自己未来的很多可能性。本来，首付款和每月支付的按揭，有可能成为一项成功的投资，但是，做了房奴，这种可能性大大减少。本来，继续深造有可能使你获得更高的职位，更好的收入，但是，做了房奴，这种可能性变得渺茫。本来，换一个工作可能获得一片崭新的天地，但是，做了房奴，便开始患得患失。本来，可以好好孝敬父母，但是，做了房奴，你甚至可能在压榨父母晚年的最后一滴油水。本来，青春是允许失败的，但是，做了房奴，你开始害怕一切失败。本来，失败是成功的母亲，但是，做了房奴，不敢失败便很难成功。
30年的还款压力，只有少数人能轻松摆脱，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几乎透支了一切，结果只是做30年的房奴。又有谁能保证，自己的未来能够一帆风顺？房奴只能小心谨慎地生活，提心吊胆地面对动荡，房奴使人提前失去活力。到了30年的大限，能够顺利摆脱房奴的身份，也至少脱了几层皮。那时候，你已经年过半百，只剩下一所房子里的晚年了。
所以，我的忠告是：年轻人不应过早贷款买房，而应该先把主要精力投到积累自己的实力，寻找最适合的个人发展方向上。等有了一定的经济积累和能力保障，再考虑买房。三十而立，按照我的理解，就是在三十岁的时候，明确自己一辈子的奋斗方向。在此之前，最好不要把自己变成房奴。
着急买房的最大理由是，现在不买，今后又涨价了。但是，早早贷款买房，得到很可能只是无法兑现的有限增值，失去的可能是你无限增值的潜力，而且，还有你最宝贵的自由。因为，你是一套房子的奴隶。
适当的透支未尝不可，过度的透支是会要人命的。透支是否过度，取决于你的能力，在年轻人的能力还没有充分形成的时候，透支未来很可能就是过度的。好比一个10岁的男孩挑100斤的担子，会把这个男孩压垮。如果等到长成20岁的壮小伙，也许挑200斤都不成问题。
套用张爱玲的一句话：出名要趁早，做房奴千万别太早。
2007-09-10 22:46:35
辞职信
眉山**公司领导：
您们好！
我带着复杂的心情写这封辞职信，这次因为个人家中突发事故，走得很匆忙，但之前6月底（我第一次打辞职报告公司未批复的时候）我已经把自己的工作给相关同事详细地移交过了，我相信他们能够很快接替我的工作。
来到**公司都四年多了，正是在这里我开始踏上了社会，完成了自己从一个学生到社会人的转变。有过欢笑，有过收获，也有过泪水和痛苦。公司平等的人际关系和开明的工作作风，让我有着找到了依靠的感觉，在这里我能开心的工作，开心的学习。由于公司对我的能力的信任，使我得以加入公司，并且在短短的四年间获得了许多的机遇和挑战。我也非常重视我在新筑公司工作的这段经历，也很荣幸成为新筑公司的一员，经过这四年在公司从事的工作，使我在工程机械领域学到了很多知识、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对此我深怀感激！
目前公司的发展前景很好，新项目研发任务重，作为公司养护机械设计人员，我感觉到自己的能力和性格不适合在继续担任这份工作，自己身感有愧公司的四年的培养。
其实很舍不得离开工作了四年多的单位，但是考虑将来，朋友的工作，为了解决两地分居的困扰，再加上单位的工作地点离家很远，父母年岁已高，自己都快三十了还没有一个安定的住所。
为了自己和公司考虑，本着对公司负责的态度，经过自己慎重考虑，我郑重向公司提出辞职。
但是我对公司的感情还是一如既往，希望公司能够蒸蒸日上，有更好的发展。
对于由此为公司造成的不便，我深感抱歉。但同时也希望公司能体恤我的个人实际，对我的申请予以考虑并批准为盼，并请协助办理相关离职手续。
另：我发现我2007年6月份及7月初的薪水未发，望单位领导念我四年兢兢业业地工作态度把我应有的六月的全部工资、七月的部分工资给我打在我的工资卡上。公司应该不会忘了我建行的卡号吧，为了不给公司添麻烦，在此附上：中国建设银行，折子账号：******9980130030963，银联卡号：******3652210368318。
此致
敬礼
申请人： leixj
中国人的不能团结，中国人的窝裹斗，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这不是中国人的品质不好，而是中国的文化中，有滤过性的病毒，使我们到时侯非显现出来不可，使我们的行为不能自我控制，明知道这是窝里斗，还是要窝里斗。锅砸了大家都吃不成饭，天塌下来有个子高的可以顶。因为这种窝里斗的哲学，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了一种很特殊的行为死不认错。各位有没有听到中国人认过错？假如你听到中国人说：「这件事我错了。」你就应该为我们国家民族额手称庆。我女儿小的时候，有一次我打了她，结果是我错怪了她，她哭得很厉害，我心里很难过。我觉得它是幼小无助的，她只能靠父母，而父母突然一翻脸，是多麽可怕的一件事。我抱起她来，我说：「对不起，爸爸错了，爸爸错了，我保证以后不再犯，好女儿，原谅爸爸。」她役久很久以后才不哭。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我心里一直很痛苦，但是我又感到无限骄傲，因为我向我的女儿承认自己错误。
中国人不习惯认错，反而有一万个理由。掩盖自己的错误。有一句俗话：「闭门思过。」思谁的过？思对方的过？我教书的时侯，学生写周记，检讨一周的行为，检讨的结果是：「今天我被某某骗了，骗我的那个人，我对他这麽好，那麽好，只因为我太忠厚。」看了对方的检讨，也是说他太忠厚。每个人检讨都觉得自己太忠厚？那麽谁不忠厚呢？不能够认错是因为中国人丧失了认错的能力。我们虽然不认错，错还是存在，并不是不认错就没有错。为了掩饰一个错，中国人就不得不用很大的力气，再制造更多的错，来证明第一个错并不是错。所以说，中国人喜欢讲大话。喜欢讲空话，喜欢讲假话，喜欢讲谎话，更喜欢讲毒话要毒的话。不断夸张我们中华民族大汉天声，不断夸张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宏扬世界。因为不能兑现的缘故，全都是大话、空话。我不再举假话、谎话的例子，但中国人的毒话，却十分突出，连闺房之内，都跟外国人不同。外国夫妻昵称「蜜糖」「打铃」，中国人却冒出：「杀千刀的」。一旦涉及政治立场或争权夺利的场合，毒话就更无限上纲，使人觉得中国人为什麽这麽恶毒、下流？
我有位写武侠小说的朋友，后来改行做生意，有次碰到他，问他做生意可发了财？他说：「发什麽财？现在就要上吊！」我问他为什麽赔了？他说：「你不晓得，和商人在一起。同他讲了半天，你还是不知道他主要的意思是什麽。」很多外国朋友对我说：「和中国人交往很难，说了半天不晓得他心裹什麽想法。」我说：「这有什麽稀奇，不要说你们洋人，就中国人和中国人来往，都不知道对方心里想的什麽。」要察颜观色，转弯抹角，问他说：「吃过饭没有？」他说：「吃了」其实没有吃，肚子还在叫。譬如说选举，洋人的作风是：「我觉得我合适，请大家选我。」中国人却是诸葛亮式的：即令有人请他，他也一再推辞：「唉！我不行啊！我那里够资格？」其实你不请他的话，他恨你一辈于。好比这次请我讲演，我说：「不行吧！我不善于讲话呀！」可是真不请我的话，说不定以后台北见面，我会飞一块砖头报你不请我之仇。一个民族如果都是这样，会使我们的错误永远不能改正。往往用十个错误来掩饰一个错误，再用一百个错误来掩饰十个错误。
有一次我去台中看一位英
这种种情形，使中国人生下来就有很沉重的负担，每天都要去揣摩别人的意思。如果是平辈朋友，还没有关系。如果他有权势，如果他是大官，如果他有钱，而你又必须跟他接近，你就要时时刻刻琢磨他到底在想什么？这些都是精神浪费。所以说，有句俗话：「在中国做事容易，做人难。」「做人」就是软体文化，各位在国外住久了，回国之后就会体会到这句话的压力。做事容易，二加二就是四，可是做人就难了，二加二可能是五，可能是一，可能是八百五十三，你以为你讲了实话，别人以为你是攻击你难道要颠覆政府呀？这是一个严重的课题，使我们永远在一些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中打转。我有一个最大的本领，开任何会议时，我都可以坐在那裹睡觉，睡醒一觉之后，会也就结束。为什麽呢？开会时大家讲的都是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听不听都一样。不只台湾如此，大陆尤其严重。今年(一九八四)参加国际作家写作计划的一位大陆着名的女作家谌容，写了一篇小说《真真假假》，推荐给各位，务请拜读。环境使我们说谎，使我们不能诚实。我们至少应该觉得，坏事是一件坏事，一旦坏事被我们认为是一件荣耀的事，认为是无所谓的事的话，这个民族的软体文化就开始下降。好比说偷东西被认为是无所谓的事，不是不光荣的事，甚至是光荣的事，这就造成一个危机，而我们中国人正面对这个危机。
因为中国人不断的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断的讲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中国人的心灵遂完全封闭，不能开阔。中国的面积这麽大，文化这麽久远，泱泱大国，中国人应该有一个什麽样的心胸？应该是泱泱大国的心胸。可是我们泱泱大国民的心胸只能在书上看到，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你们看过哪一个中国人有泱泱大国民的胸襟？只要瞪他一眼，马上动刀子。你和他意见不同试一试？洋人可以打一架之后回来握握手，中国人打一架可是一百年的仇恨，三代都报不完的仇恨！为什麽我们缺少海洋般的包容性？
没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这般狭窄的心胸，造成中国人两个极端，不够平衡。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卑。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自卑的时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时候，成了主人！独独的，没有自尊。自卑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团狗屎，和权势走得越近，脸上的笑容越多。自傲的时候觉得其他的人都是狗屎。不屑一顾。变成了一种人格分裂的奇异动物。
在中国要创造一个奇迹很容易，一下子就会现出使人惊异的成就。但是要保持这个奇迹，中国人却缺少这种能力。一个人稍稍有一点可怜的成就，于是耳朵就不灵光了。眼睛也花了，路也不会走了，因为他开始发烧。为了两篇文章就成了一个作家。拍了两部电影就成了电影明星，当了两年有点小权的官就成了人民救星，到美国来念了两年书就成了专家学人；这些都是自我膨胀。台湾曾经出过一个车祸，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出去旅行，
中国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胀的民族，为什麽容易膨胀？因为中国人「器小易盈」，见识太少，心胸太窄，稍微有一点气候，就认为天地虽大，已装他不下。假如只有几个人如此。还没有关系，假使全民族，或是大多数，或者是较多数的中国人都如此的话，就形成了民族的危机。中国人似乎永远没有自尊，以至于中国人很难有平等观念。你如果不是我的主人，我便是你的主人。这种情形影响到个人心态的封闭，死不认错。可是又不断有错，以致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一种神经质的恐惧。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台北有个朋友，有一次害了急病，被抬到中心诊所，插了一身管子，把他给救活了。两三天之后：他的家人觉得中心诊所费用较大，预备转到荣民总医院，就跟医生去讲，医生一听之下大发雷霆。说：「我好不容易把他的命救回来，现在要转院呀。」于是不由分说，把管子全部拔下，病人几乎死掉，朋友向我谈起这件事时，既悲又愤，我向他说：「你把那医生的名字告诉我，我写文章揭发他。」他大吃一惊说：「你这个人太冲动，好事，早知道不跟你讲。」我听了气得发疯，我说：「你怕什麽？他只不过是个医生而已，你再生病时不不找他便是了，难道他能到你家非看病报复不可？再说，他如果要对付的话，也只能对付我，不会对付你。是我写的，我都不怕，你怕什麽？」他说：「你是亡命之徒。」我觉得我应该受到赞扬的，反而受到他的奚落。我想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他是我很好的朋友。人也很好，他讲这些话是因为他爱护我，不愿意我去闯祸。然而这正是神经质的恐惧，这个也怕，那个也怕。
记得我第一次到美国来，纽约发生了一次抢案，是一个中国人被抢，捉到强盗后，他不敢去指认。每个人都恐惧的不得了。不晓得什麽是自己的权利，也不晓得保护自己的权力，每遇到一件事情发生，总是一句话：「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四个字，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国人，使我们民族的元气，受到挫伤。我假如是一个外国人，或者，我假如是一个
中国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是最灿烂的时代。但是从那个时代之后，中国文化就被儒家所控制。到了东汉，政府有个规定，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发言、辩论、写文章，都不能超出他老师告诉他的范围，这叫做「师承」。如果超出师承，不但学说不能成立，而且还违犯法条。这样下来之后，把中国知识分子的想像力和思考力，全都扼杀、僵化。就像用塑胶口袋往大脑上一套，滴水不进。一位朋友说，「怎麽没有思考力？我看报还会发牢骚。」思考是多方面的事，一件事不仅有一面，不仅有两面，甚至有很多面。
有一则美国的小幽默，一位气象学系老师举行考试，给学生一个气压计，叫他用「气压计」量出楼房的高度，意思当然是指用「气压」测量高度。但那位学生却用很多不同方法，偏偏不用「气压」，老师很生气，就给他不及格，学生控诉到校方委员会，委员会就问他为什麽要那麽同答？他说：「老师要我用那个「气压计」来量楼有多高。他并没有说一定要用「气压」，我当然可以用我认为最简单的方法。」委员会的人问他：「除了那些方法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学生：「还有很多，我可以用绳子把气压计从楼上吊下来，再量绳子，就知道楼有多高。」「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学生说：「还有，我可以找到这栋楼房的管理员，把这个气压计送给他，让他告诉我这个楼有多高。」这个学生并不是邪门，他所显示的意义，就是一种想像力和思考力，常使浆煳脑筋吓死。
还有一种「买西瓜学」，老板对伙计说：「你一出门，往西走，第一道桥那里，就有卖西瓜的，你给我买两斤西瓜。」伙计一出门。往西走，没有看见桥，也没有卖西瓜的，于是就空手回来。老板骂他混蛋，没有头脑。他说：「东边有卖的。」老板问他：「你为什麽不到东边去？」他说：「你没叫我去。」老板又骂他混蛋。其实老板觉得这个伙计老实，服从性强，没有思考能力，才是真正的安全可靠。假如伙计出去一看，西边没有，东边有。就去买了，瓜又便宜、又甜。回去之后老板会夸奖他说:「你太聪了，了不起，做人正应该如此，我很需要你。」其实老板觉得这个家伙靠不住，会胡思乱想。各位。有思考能力的奴隶最危脸，主子对这种奴隶不是杀就是赶。这种文化之下孕育出来的人，怎能独立思考？因为我们没有独立思考训练，也恐惧独立思考。所以中国人也缺少鉴赏能力，什麽都是和稀泥。没有是非，没有标准。中国到今天这个地步，应该在文化里找出原因。
这个文化，自
要想改变我们中国人的丑陋形象，只有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想办法把自己培养成鉴赏家。我们虽然不会演戏。却要会看戏，不会看戏的看热闹，会看戏的看门道。鉴赏家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我记得刚到台湾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收集了很多贝多芬的唱片。有七、八套，我请求他送一套或卖一套给我，他当场拒绝，因为每一套都由不同的指挥和乐队演奏，并不一样。我听了很惭愧，他就是一个鉴赏家。
上一次美国总统竞选的时候，我们看到侯选人的辩论，从不揭露对方阴私，因为这样做选民会免得你水准不够，丧失选票。中国人的作法就不一样，不但专门揭露阴私，而且制造阴私，用语恶毒。什麽样的土壤长什麽样的草，什麽样的社会就产生什麽样的人。人民一定要自己够水准，人民自己如果不够水准，还去怪谁？对一个不值得尊敬的人，我们却直着脖子叫他万岁。那你能怪他骑到你头上？拿钱买选票这种事情，使人痛心，选民在排着队选举，一看到人在付钱买票，有人就问：「怎麽不给我呀？」这种人还配实行民主？民主是要自己争取的，不能靠别人赏赐。现在，常有人讲：「政府放宽多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自由、权利是我们的，你付给我，我有，你不付给我，我也有。我们如果有鉴赏能力，就一定要争取选举。严格选择对象。我们没有鉴赏的能力，连美女和麻子脸都分不出。能够怪谁？好比说画画，假使我柏杨画了毕加索的假画，有人看到说：「这真好｜」花五十万美金买下来了，请问你买了假画能怪谁？是你瞎了眼！是你没有鉴赏能力。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真的毕加系的画就不会有人卖了：假画出笼，真画家只好饿死。买了假画不能怪别人，只能怪自己。就好像有一个人请来了一个裁缝师傅修他的门。结果把门装颠倒了，主人说：「你瞎了眼？」裁缝师傅说：「谁瞎了眼？瞎了眼才找错人！」这个故事我们要再三沉思。没有鉴赏力。就好像是瞎了眼的主人。
中国人有这麽多丑陋面，只有中国人才能改造中国人。但是外国人有义务帮助我们，不是经济帮助，而是文化帮助。因为中国船太大，人太多，沉下去之后，会把别人也拖下漩涡淹死。在座的美国朋友，请接受我们伸出的双手。最后一点，我的感想是：我们中国人口太多，仅只十亿张大的口，连喜马拉雅山都能吞进去，使我们想到，中国人的苦难是多方面的，必须每一个人都要觉醒。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好的鉴赏家，我们就能鉴赏自己，鉴赏朋友，鉴赏国家领导人物。这是中国人目前应该走的一条路，也是唯一的一条路。
谢谢！